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來源:網絡 更新日期:2020-04-29 05:05:45 點擊:668943
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本文作者謝正光(圖右)與島田虔次。

(本文首發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1966年3月,我在新亞研究所攻讀碩士的第二年,獲日本文部省頒發獎學金前往京都大學進修,為期兩載。申請表上填寫的系別為“東洋史”,研究方向為“宋代文人生活”。

同年4月抵京大報到,始知宋史專家佐伯富(1910-2006)教授專治經濟史,著有《宋代茶法研究資料》與《清代鹽政研究》,日本學生中多稱之為“茶先生”及“鹽先生”而不名。教授又擅于編撰索引,舉凡《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蘇東坡全集》《宋史職官志》《中國隨筆雜著》《六部成語》,乃至清人黃六鴻之《?;萑珪返葧?,均在網羅之列。

由于治學方向與教授不相合,遂與東洋史研究室漸行漸遠,轉而投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島田虔次(1917-2000)先生門下。

島田先生,廣島縣人。1941年以研究陽明學之論文畢業于京大史學科,時任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多年后,我在耶魯當研究生時,讀到一位美籍漢學名家討論晚明思想家李贄的文章,其觀點與取材皆來自島田先生1940年代的作品。

及1968年3月,文部省獎學金結束, 居留權亦到期,我前往大阪“出入國管理事務所”辦理居留延期手續。剛表明來意,值日管理官員即出示一信件,署名“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田村實造教授”。信中指出我到京大東洋史研究室后, 從未參加任何學術活動。建議延期居留之申請,嚴詞拒絕。

此島田先生有第一信之來由也。

第一信:島田虔次先生致大阪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函

拜啟:

今日猥蒙來電,詢問本研究所研修員謝正光君之事,惶恐之至。余對于謝君看法,一如電話所稟,惟尚有一事忘記奉告,即關于其“研修員”身份,謹此附筆:

今年三月以前,謝君一直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擔任研修員一職。所謂“研修員”者,與學生有別。學生須到堂上課,接受考試并獲取學分,而研修員則沒有以上這些要求(相應地,也沒有獲得學士、碩士之類學位稱號的權利)。大體研修員者,乃是針對教授會認可的具備學者資格之人,為了給予其在學部或研究所進行研究的便利(特別是可以自由利用圖書或儀器,并參加研究會)而設的制度。因此,即便在學部的場合,稱為研修員者〔其程度〕亦大致在大學院畢業生以上,不然的話,也是作為聽講生(這是要通過選拔考試錄取的),其間有明確的區別?!久甲ⅲ寒斎?,有時候為了取得學位資格,也有從研修員起步參加考試進入大學院的人,但這是例外的情形?!烤鸵员狙芯克膶嵡闉槔?,目前有來自歐美的研修員數人,皆為彼處大學教授、副教授、講師,或至少是大學院的畢業生(其中許多是為了完成將要提交給母校的博士論文而來到日本)。職此之故,余等雖經常擔任研修員的指導教師,但也有就在最初辦手續的時候見過一面,從此以后便幾乎見不到本人的情況(因為他們要么是忙于學日語,或者,除了時而來看看書,就在家里或圖書館里做研究了。對方學者當中,這樣的人也很多。)總之,正是因為存在這些狀況,把研修員不來上課這件事小題大做,在我看來,無論如何是不合道理的。那一邊是否有什么誤解呢?還是因為相對于研究所而言,學部教師主要跟學生打交道,不知不覺中就有把[學部的]研修員與學生同視之的傾向(特別是在謝君這樣年輕的情況下)?在我眼中,謝君毋寧說是一位相當勤勉的研究家。(雖然他或許沒有來聽文學部的課程,卻總是在本研究所的圖書室學習。)其論文的眼光也非常出色。我想,只要一讀他迄今為止發表的論文,便可知其為實力充沛且大有希望的學者。思想上也完全沒有過激的地方。余與謝君談話之際,常受其學問上啟發,心存感激。雖名為指導教師,實際上不如說是當作友人在交往。(其人品亦溫厚,屬于誰都會喜歡的類型。)因此,今天接到貴處來電,殊覺訝異。(因為從一開始就是本研究所的研修員的話,照理應該沒什么問題的。)故不揣冒昧,呈此一函,欲為之開釋誤解?;蛘呤鉃槎嗍轮e,敬祈海涵,并申問候。不宣。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

島田虔次

四月十五日

此呈

出入國管理事務所 鈞座

【附注:來電人員的名字不小心忘記了,謹申歉意?!?/p>

信中所謂“學部教官”,即田村實造(1904-1999)教授。蒙元史專家,所撰《中國征服王朝の硏究》(1964),著名于時。夷考其實,1945年東京東亞研究所(日本軍閥侵華理論之大本營)刊印《異民族支那統治史》,考論自北魏至清朝之統治政策,田村教授啼聲初試。嚴格來說,他其實是異民族支那統治史的專家。

田村教授比島田先生長13歲。田村于1947年升教授后,即兼任文學部部長。就年齡、職位而言,田村皆先生的“先輩”。信中稱“學部教官”,蓋由此故。

憑先生一封信,我得在京都游學三載。得奉手者,還有名滿天下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教授。教授乃業師牟潤孫先生北平舊識。余以“曾國藩幕府人物”請教。吉川教授建議可采史漢紀傳體,處理曾幕人物。

近日得讀先生高弟狹間直樹《“中國近世主觀唯心論”的思想史建構——島田虔次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一文,述島田、吉川兩先生的關系說:

島田先生隸屬于經學文學研究室,受到主任吉川幸次郎的諸多熏陶,1946年3月經吉川先生夫婦的媒妁而與藤井元子女士結婚。(《漢學研究通訊》22:1,2003)

京都兩位曾有恩于我的異國友人,彼此間還有如此密切的關系。這是當年不知道的。

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島田虔次青年時代的讀書批注

第二信:致耶魯大學歷史系芮瑪麗教授

謹覆:

拜誦11月14日來翰,關于謝正光(Andrew C. K. Hsieh)其人的詢問,謹答復如下:

謝氏1941年生人,今年當已廿七歲。其家世居廣西容縣,想來大概是地主。謝氏生于斯長于斯,1951年十歲之際與雙親及弟、妹一同移居香港。小、中、大學教育皆在彼處完成。大學就讀新亞書院(中文大學),繼而攻讀該校研究所研究生。1966年4月,獲日本文部省獎學金來日,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學習日語半年后,以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東洋史大學院研修員的身份,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今年4月轉為本研究所研修員,研究題目為“曾國藩及其幕賓”。此外,其家庭情況是:其父系沙撈越一所華人中學的中文及中國歷史教師,母親及弟、妹各一人(高中生)均在香港,聽聞另有弟、妹各一人在大陸。其母在家為主婦。

謝氏來日以后發表的兩篇論文《宣南詩社考》《同治年間之金陵書局》(均載《大陸雜志》),想必已蒙瀏覽。故關于其學術上的能力,或許無須贅言。但就平日接觸見聞言之:其研究態度之熱切固不待言,漢文讀解能力之強,眼光之敏銳,更是余所確信。上述二論文雖取較小題目,然史料之博搜,論斷之明快,對這一年齡的研究者而言,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特別是他研究幕賓的方法,乃是在徹底調查大量幕賓傳記的方針下,只要是能看到的史料——地方志固不待言,相關人物的文集、隨筆之類亦無不專心涉獵、竭澤而漁。這種做法固然理所應當,卻不能不說是令人佩服的。究極言之,此乃中國舊派學者擅長的路數,但我們可以看到,謝君在這些方面也有著突出的能力。

此外,謝君還經常參與我們的“辛亥革命研究班”(班長是小野川秀美教授),積極發表意見,誠可感謝。

他的日語未必能說是十全十美了,但會話是沒有問題的,跟我談話全操日語。無論是非常復雜的情形,還是高度學術性的話題,他都可以用日語充分地表達,發音更是無可挑剔。

上面所說,雖然未免讓人覺得凈是些夸獎,但決不是刻意做作的說辭。此皆余作為指導教師率直的見地。要之,可以這么說,謝君乃是我歷來接觸中國留學生當中最為優秀的一位。盡管我并不清楚地知道他立志赴美的終極目的,但細察之下,大概是有志于獲得美國大學的教職吧。正如您所了解的,中國學者要想在日本找到合適教職可是相當困難的,卻又不甘心困在香港那般狹小的天地——我推測,這便是他的想法吧。

就余所見,謝君當前的研究狀況略如上述,要多說一句的是,謝君在學問上的素養和關切決不限于近代史。他在香港的畢業論文是有關春秋時代的題目,還發表過關于《廿二史札記》作者問題的考證。日常與余談話之際,也能清楚地窺見他對于中國學術的素養,尤其是其知識大要正確,是余特別抱有敬意的地方。

至于他的性格,可以說是快樂而積極向上,人際交往也相當順暢,并且完全沒有那些政治色彩(無論對右派還是左派)。稍有些遺憾的是,由于文部省獎學金按規定在今年3月以后就停發了,謝君不得不自己掙學費。目前一邊在京都的YBU英語中心(美國系天主教會經營)擔任英文教員,一邊繼續做研究。然而,盡管做著非常費時的工作,卻還是每天在研究所的閱覽室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如此拼命地學習,實在讓人感動。我衷心祈盼他的志愿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實現。

以上內容是針對來信中所說“ability, potential and ultimate career motivation, approximate age, family status, the part of China from which the family came, what kind of man, coming from what kind of background, aiming toward what kind of goal”等問題來回答的。我的英語不夠好,或許對您的問題有把握不準確的地方。若有不盡之處,敬請隨時賜示,定當盡我所知給出答復。

敬祈自珍為先,并請轉達我對芮沃壽(Arthur F. Wright)教授的問候!

島田虔次

11月24日

此致

芮瑪麗(Mary Wright)教授

芮瑪麗(Mary Wright)教授與芮沃壽(Arthur F. Wright)教授,均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之門生。二人于太平洋戰爭前在北京訪學,及珍珠港事變,同被下獄。1945年被釋后,留華搜購近代文獻,即今日斯坦福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所藏之奠基物。1959年,賢伉儷移席耶魯大學,芮夫人(Mrs. Wright)先后完成《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tion》(中譯本名為《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及《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7》(《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

我于1969年5月中到耶魯報到,旋注冊入暑期班進修“法文閱讀”。同年秋,修讀芮夫人之近代中國研討會。與會者共十人,每周由兩位同學就指定閱讀文獻分別提交短文一篇,由第三位同學主持討論。芮夫人端坐,或點頭微笑,或指斥所論之謬。如是者十二周始結束。

大概是1970年1月中,我在總圖書館偶遇芮夫人。彼此皆行色匆匆,只記得臨別時芮夫人對我說了一句話:“謝先生,再見啦!”

同年6月18日,芮夫人與世長辭。得年52歲。下葬于耶魯墓園。

和耶魯結緣,島田先生自是重要的牽線者。從逰于兩位芮教授門下前后七年,悲喜交集。他日有緣,當另作一文敘其始末。

島田先生信中所及“曾國藩及其幕賓”一項目,限于種種規定,終無法完成,其后草草以《儒將曾國藩》一文取得畢業。正如在新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春秋城筑考》,我的“制藝”文字,早已蛛網塵封多年。

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中國思想史研究》書影

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傅佛果譯介的《島田虔次:學者、思想家、讀者》

島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

《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書影

第三信:致謝正光君

1996年歲暮,絳云和我帶同小兒君山,從美西直飛東京。離家前,給島田報告行程。及抵東京,收到先生一封急遞:

敬覆:

前日拜收賜信,以及大著《明遺民傳匯刊》諸種,學兄不斷向學界作出貢獻,真心敬服之至。其后起居無恙,是所至禱。余去歲雖苦于劇烈腰痛,今年幸無再發,得以健康度日。眼下工作,則集中全力與“人文研”諸人共同譯注《梁啟超年譜長篇[編]》。近況如此,敬請放心。(小生于1981年達到年齡退休,現為名譽教授。)

本月末尊駕來日,一月初將蒞京都,相隔十六年,得再度面晤暢談,至為企盼。此次尊夫人、世兄也相伴同來,同樣期待與他們的初次會面。目前來看,一月初我這里沒有什么不方便的,惟慎重起見,仍盼您能從東京來一通電話。(根據您日程的安排,來京都后打也可以。)我可以在電話里詳細奉告來舍下的路線以及交通工具等信息。鄙處電話是:0774-32-xxxx。

專此奉達,敬祈自珍,尊夫人處并致問候。

12月11日

島田虔次

此致

謝正光學兄

今日重讀此信,愧憾猶存。猶憶1969年離開京都,西來就學,完成學位,中經六載。旋即穿州過郡,教書糊口,于1980年得暑假研究津貼,始得于離京都后首次拜見先生。時先生已改任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教研兩忙,也就匆匆一面,未得多談。

及至教職位穩定,絳云來歸,君山誕生。公私兩忙,轉眼十六年,才又得拜訪先生,也是和先生最后的一面了!

先生寓廬在京都市近郊宇治。1996年往訪,時值黃昏時刻,下車后,幸見燈火通明;打聽之下, 先生寓廬,無人不知。

宇治所產抹茶及建成于1215年的神社殿堂,名滿三島。惟直到離開京都六十載后,才發現宇治釀成的“黃櫻酒”清純可口。寒舍近年貯倉的清酒,“黃櫻酒”外,便不作他想了!

和先生交往期間,累蒙先生賜我他的著作,且皆有題簽,早期的有《龔自珍“尊孔”》(1967)、《辛亥革命の思想》(1968)、《六經皆史》(1970)。最后相見時又贈《朱子學と陽明學》和《三十三年の夢》(1996)。為學術主流而撰者外,還有專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這是先生治學特別值得敬重之處。

(島田先生第一封信,用日文撰寫。今承北京大學中文系陸胤教授譯成中文,謹此致萬分謝意)。

謝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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